焦點人物: Bangyuan Qi 齊邦媛

 原文刊載 於2016年 "文化天下"

祖母的轎子走很遠了，還聽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帶我走。有一次臨走時，她也哭了，眼淚在皺紋裡是橫著流的，我才明白何以古人 會說「涕淚橫流」。

 

城門樓上的頭顱

那時，祖母帶我兩位姑姑也從東北到了北平。父親已先託人把我母親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對朋友們說是要去照顧婆婆。父親由哈爾濱回到北平後，決定盡可能地留在華北，用種種方式和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員聯繫，以便掌握局勢。

那時候北平不太安全，沒有什麼保護，時常有日本奸細搜集資料，因此我們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則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親有時還能從天津去探望他們。

這期間，母親開始扮演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來自家鄉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學生。記得有一天，有位蓋伯母和我媽媽在屋子裡哭，媽媽叫我帶她兩個小男孩到院子玩，蓋家小兄弟說：「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

二OOO年，在瀋陽已復校的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開幕時，有人贈我《勿忘九一八》紀念畫册，有一張全頁照片：古城樓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壯漢頭顱，怒目齜牙，血淋淋的國恨家仇，全未放下，與我童年記憶印證，永難磨滅。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齊」很惹眼，所以父親就常常改姓。我記得我們最常姓「王」、「徐」，我還姓過「張」。因為父親必須不斷地改姓，母親也不斷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學前常常問：「媽，我今天姓什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問「我姓什麼？」真的很可笑。

在危機四伏、不斷搬遷的日子裡，母親不再是個哭泣的女人，她與我父親兩人的感情，在那樣動盪的局勢下開始建立起穩固的根基，她覺得能與他共患難是幸福的，那種全心全意的接受與奉獻，給我成長過程最大的安全感。

她八十三歲去世前不久，我們曾談到新時代女性有選擇權的婚姻，我問她現在是否仍會選擇嫁給爸爸？她當時未答，過了幾天，她說：「我還是會嫁給他。他雖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溫和潔淨的真君子。」

孤寂的病中歲月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間我得了病。

我從小氣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兩次肺炎，生命垂危，幾度又是氣若游絲的狀況。

我父母很憂愁，有位醫生跟他們說：「她這種肺，應該到北方乾燥的地方，會好一點。」祖母那時還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寫信說：「把她送到北平來吧。」

我記得跟父親坐津浦鐵路到北平去，自己並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只因為父親親自帶我，讓我感到很快樂。平德國醫院的醫生診斷後，對我父親說：「這孩子如果這樣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療養院。」

父親又親手牽著我，把我送到離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國人和中國人合資開設的「西山療養院」，那位德國醫生保證我到那裡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療養院採西式管理，病人是一個人住一間房。雖然我是院裡唯一的小孩，也得一個人住。每到晚上，我一個人睡在房裡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時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會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裡經常有人死去，死後院方會在病人住過的屋子裡撒石灰。本來我不懂，後來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死亡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開始哭。

六十多歲的祖母每個禮拜六坐二十里路轎子到療養院看我。每回她要走的時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轎子走很遠了，還聽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帶我走。有一次臨走時，她也哭了，眼淚在皺紋裡是橫著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裡說「涕淚橫流」……。我想那時候我大概鬧得太厲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鬧得夠受。

我一生常常懷念祖母，她自我誕生之初開始，直到多病的老年還要為孫女這麼操心，我常常覺得虧欠她太多。幾年後，我們由漢口顛沛流亡許久到重慶，輾轉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終很難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溫暖身體會變冷。

我父母親七十歲的時候，搬到內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們團聚最多最快樂的時期，也是父親與我談話最多最密切的時期。有一天晚飯後，他送我到湖邊等公車，我對他說當年在西山療養院的心情和它影響我終生膽小怕黑暗。

「你們好殘忍，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荒山上的醫院去。」

他嘆息說：「我們那個時代，很少人懂得兒童心理學，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那時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療養院，只希望你能活下來，親友都說我是很好的父親呢！」

我們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車到了才驚覺。

他一定在想：「如果那時我懂這些，我會怎麼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父母生我、養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療養院那一年在無可奈何中，把讀書當作唯一的消遣，漸漸成了終身的興趣。書好像磁鐵，會吸引我。有時回想這深植我生命的書緣，大約可稱之為因禍得終身之福吧。

母親與東北學生

一九二八年六月，統治東北的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後，東北已近群龍無首，張學良已與南京中央議妥，新年前掛中華民國國旗，這有名的易幟盛事，使北伐革命減少了最大的阻力。

這年秋天，黃埔軍校(由廣州遷往南京後已改名中央軍校)第八期在全國招生，黨部請我父親協助在東北招考學生。父親面見蔣委員長，建議將初選合格的一百多名東北青年全部錄取，使多年來只有地方觀念的青年能有國家觀念，成為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革命種子。因此，自第九期至十二期，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委託父親派人到東北每年招收一百名高中畢業生。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學生幾乎占軍校生總數四分之一，家鄉淪入日本人占領之下的青年人，自黃埔畢業後分發至各軍種成為抗戰的生力軍，但能回東北的並不多。

除了軍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時來到南京的還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學校的二三十個學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輪流招待這一批離鄉背井的東北孩子。再則，我母親又懷孕待產，不久生下我第二個妹妹靜媛。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歲月吧，三十多歲才做了一個家的女主人。

那棟新建的米黃色小樓有個相當大的院子，我母親很快種了各種層次的花草。由她二樓臥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它北麓，從環繞山頂的雲霧顏色就知道天氣的陰晴。

照顧東北到南京的學生是我父親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們吃飯卻是我母親的快樂，也是她思念故鄉最大的安慰。

家中請了一位山東廚師老宋（他和我們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請一桌黃埔學校和政校的學生吃北方麵食，在我母親心中，每個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喜歡聽他們說話，講家鄉春夏秋冬的情景，講親人，講莊稼……。

搬到寧海路後，她發現房子後面有一個不算小的後院，就買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熱的夏天，她帶著李媽不停地漬酸菜(白菜用開水燙過，置於缸內發酵一個多月後即成脆白的酸菜)，又託人由北平買來純銅火鍋。

七七事變前在南京那些年，齊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鍋不知溫暖了多少遊子思鄉的心！母親又認為東北的大醬最好吃，就是台灣說的甜麵醬。東北因黃豆又多又好，一般家裡都會做這個醬。母親想做大醬，但做的過程其實滿可怕的，得先讓黃豆長霉。

父親知道了，就反對：「你在院子裡搞什麼？」母親說：「我擺在後院裡，又不給人看見！」父親覺得又髒又噁心，不讓她弄，但我母親下定決心，還是偷偷做了一缸。等這些黃埔軍校的學生來，母親給他們切一段段的黃瓜，蘸大醬吃，然後又端出酸菜火鍋。

有人一邊吃一邊掉眼淚，因為想起家來了。這些人這一生沒再回去了。

到台灣八二三砲戰時，父親到戰地去，金門防衞司令王多年將軍說，他是我父親主持招收的黃埔十期學生，忘不了我母親的家鄉菜。從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許多黃埔的學生，照顧中山中學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對我母親感恩。

那一年，我姥爺設法又來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愛的女兒在前院種花和後院大大小小的缸間興高采烈地忙著，終於放了心。回家後兩年，他平靜地去世，心中不再牽掛。

母親雖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卻常常一面忙一面輕聲地哼唱著，我不知道她唱什麼，但是當她抱我妹妹的時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蘇武牧羊〉，唱到「兀坐絕寒，時聽胡茄，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複地唱著直到小孩睡著了，有時還獨坐一陣子。

十多年後，抗戰已經勝利了，她曾經回到家鄉祭拜了姥爺和姥姥的墓，回過她枯守了十年的齊家小西山故居，接著卻又被迫逃離北方，奔往更遙遠的台灣。在台中，我兒子的搖籃旁，已經二十年後了，她又輕聲地唱起〈蘇武牧羊〉，那蘇武仍在北海邊牧羊，窮愁十九年……。直到她埋葬於台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間，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隨中山中學由北平遷到南京之後，每個星期六中午會帶五六個同學回家。吃過晚飯，他們坐江南鐵路的火車回板橋，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親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覺得每個沒有家的東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遷之後、抗戰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學生都是沒家的孩子，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淒楚的故事。

張大非初到我家的時候，沒有人注意他。他靜靜地坐著，很少說話，也不參加遊戲。吃飯時，媽媽總叫他坐在她旁邊，不斷地給他挾菜。

在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張的學生──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初是瀋陽縣警察局長，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

哥哥終於在同學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歲，除了打籃球，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也很少與人說話。透過那一年畢業和他一起打球的撐竿跳國手符保盧(是那時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過年除夕，他們留在學校，全校包餃子過年。初二下午，張大非與哥哥回我家。當天外面開始下雪，很冷，屋子裡生了火，飯後坐在壁爐邊，媽媽問他離開家鄉的情況。

他說他父親被燒死之後，在日本人追殺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與一個弟弟、妹妹連夜逃往營口投奔姑姑，進了一所教會辦的中學，每天早上學校有早禱會，由「主禱文」開始：「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主賜給我們……。」在這裡他可以盡情求告一個父親的保護和愛，於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滿洲國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歲，一個人進關，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學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適久住。那時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東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凍餓路倒。

有一天，他在極端困頓中在報國寺旁遊蕩，看到院子裡搭了幾個帳篷，廟門上貼著「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學後全體學生食宿一切公費，從此有了安身之所。

學校功課水準很高，原以為自己有了前途，誰知過了兩年，華北在日本由滿洲國進逼之下已風雨飄搖，漸漸岌岌可危，中山中學被迫南遷。離開北平時，只能輾轉告訴在家鄉卻已無家可言的母親，將隨學校南遷，到了南京板橋卻始終得不到母親的消息……。

我永遠記得那個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個十八歲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號啕，

在我家溫暖的火爐前，敘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幾年前有個小男孩告訴我他爸爸的頭掛在城門上一樣悲慘。

窗外，媽媽種的幾棵小樹在風雪中搖晃，彎得近於折斷。自此，我深深地記住他的名字──逃到營口後，他把原來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迺昌」改為「張大非」。

從此，每個星期六午後，我會在哥哥那群喧鬧的同學中，期待他那憂鬱溫和的笑容。他最喜歡帶我那三歲的大妹妹到院子裡玩，有時幫媽媽抱襁褓中的二妹，偶爾會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買的書。

有一次，他帶來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鑲了金邊的聖經給媽媽和我看，說這是離家後唯一的依靠。當時我雖不懂，但多年後我明白，為什麼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種和平、寧靜，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奧待解的書，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隨身帶走了。

有一天吃過中飯，哥哥和七八個同學說要去爬不遠處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著那山羨慕許久了，就追著趕上跟了去。

下午四點鐘開始下山的時候，突然起了風，我比他們下山時走得慢，漸漸一個人落後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著一塊小岩頂，進退兩難。山風吹著尖銳的哨音，我在寒風與恐懼中開始哭泣。這時，我看到張大非在山的隘口回頭看我。

天已漸漸暗了，他竟然走回頭，往山上攀登，把我牽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學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軀，說：「別哭，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與關懷，是我這個經常轉學的十二歲邊緣人很少看到的。

初夏，我們搬回南京城裡，媽媽待產。

我們的一生和中國的命運不久就全變了，我再也沒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緣分。

數十年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裡由隘口回頭看我。

文章連結: 歌聲中的故鄉 (2016) https://bookzone.cwgv.com.tw/article/1205